• 凌峰

【時局】N.4.1 從抑壓中進化的香港

更新日期:2019年8月4日



「逃犯條例」爭議白熱化,為著反對政府修訂條例,香港民眾分別於 2019.6.9、2019.6.12、2019.6.16 動員港人遊行及集會,並分別於 6.9 及 6.16 兩天分別錄得 103 萬及 200 萬 +1 人的洪潮,將整個香港島的主要街道都填滿了。


要估計政府會否就市民的積極表態罷休可謂言之尚早,但比起成果,重要的是現今香港社會就政策草擬的動員能力。


先要知道,社會動員是極之困難的事情。要一個擁有工作、家庭、以及不同社會角色的人走上街,除非議題對市民來說黑白分明或者社會不滿高漲,否則,動員上街的人數多數難以影響局勢。那麼,是甚麼社會形勢令香港人在一週內三次動員仍能如此有效,並且屢次破百萬人數之上?




筆者相信,「逃犯條例」只是香港進化的「最後一片拼圖」。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整個社會的政策執行源於民眾賦予政府履行公僕職務的授予權。這種授予權對制衡政府政策決定至為重要,因民眾可從推選領袖、議會成員、代行政黨等方法直接或簡接地獲得推翻或更替政府要員的權利及義務。但這種授予權並不止於把權力賦予人民,這種授予權同時是政府獲得認受性的主要來源。


故此,在現有制度下,香港政府行政立法的認受性接近是零。香港市民無法以選舉的方式選特首,亦無法選擇「決定誰是特首」的選委會的委員,於是香港的領導便失去了民眾的認受性;立法會由民選的議員,在不給予任何糾正機會下因宣誓形式不妥而被剝奪議員席位,也就是說制度中有明顯可以剝奪民選議員席位的機制(試考慮這與特首在多次回應遊行時說應給她機會的對比下即可見機制上的鬆緊不一),致使立法會並不能代表民眾中所有聲音,失去其不同立場制衡的作用。


在失去整體民眾認受性的行政立法機關下,政府亦沒有以有效的政策應對民生問題。重要政策上,房屋政策下樓價不斷攀升,竟達至近二萬港元一呎的價位,而政府並未有上樓的緩衝政策如加建公屋或推行居者有其屋等,行動及現況反映,只能說政策把房屋看成投資工具,漠視了住屋作為民眾基本需要的重要訴求。同樣的問題在醫療方面,亦不遑多讓。醫療體系中人力不足以致醫務人員工作超時問題嚴重,政府竟以引入外籍醫療人員作解決方案。引入人力並不會解決問題,開拓新職位才可以真正解決問題;相反,在職位不變下引入外籍醫療人員只會令香港醫療專業面對更大職位競爭,也就是在加壓。其他政策,如基建的決定、交通機制、監督公共交通機構及發展商、一地兩檢等,都有惹起爭議的政策。在低認受性的體制下強推爭議政策,其實就等同種下動員的種子。


這顆種子的茁壯亦有賴一意孤行的強硬政府官員。就以逃犯條例爭議為例,在市民、多個專業團體如律師、法官、教師,以至部分商界鉅子及教會的質疑、不同意、以及表達了沒有迫切性的氛圍下,政府直至6.16前仍然宣言有必要儘快通過修例,其一意孤行,實在匪夷所思。


在以上種種的形勢下,民眾所有的發言渠道都被剝奪了。在沒有任何申訴渠道的情況下,民眾只有用雙腳去表達意願。所以,其實能夠有效動員的「功臣」,是封閉民眾受權權利、封閉民眾選舉特首、議員、選委的一眾人物。民眾完全不能為民生、政策發言,就等同在家中加持爆炸品一般,只待一絲火苗,其宣洩的爆炸力將一發不可收拾。


經此一役,無論結果如何,香港在民眾面對不滿政策時的動員能力已今非昔比。在警方不對等的武力打壓後的大型遊行,更證明了香港民眾已擺脫了武力方案的恐懼與慌亂;相信如果香港仍然不給予民眾恰當的政策授權權利,民眾的團結上街將會成為新香港的政策授權機制。


那麼,其實讓聲音進入議會及選委,是否在政治策略上比較划算?



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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