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峰

【論策】P.4.1 校園是準備社會生活的階梯


正想下筆寫有關教育的文章,2019年2-3月的兩件事件- 「理工大學民主牆騷動事件判決」及「聖保羅召警驅中六生在校拍紀念照事件」正好給我要討論的題材下註腳。


教育的體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老師;最要緊的關係。是師生之間互相尊重和亦師亦友的關係。可惜,現今的教育,已不再簡單地是在為學生灌輸智識和準備社會生活;相反,從整個運作和系統的資源爭奪、到師、生、家長日趨扭曲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教育的初衷在制度下逐漸變形。



在這些微妙的變化中,以上提到的兩件事件分別訴說著影響教育甚深的影響因素。


「理工大學民主牆騷動事件判決」事件中,很多人將注意力放在學校判決是否過重;但在處理整個事件中,判決只是針對肇事學生的「行為」作判決,由此至終都沒有就引發民主牆爭議的問題作出一個學府應該給予的終極論調:到底作為思想蓓蕾、學術啟發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大學學府,會否守護學生的言論自由?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學府以校規的既定法則處理肇事學生的「行為」,而隻字不提肇事學生行動的動機和原委。這種處理方法,是不全和不公的。筆者認為,如果學生在行為上確實有違校規、行為嚴重性如犯罪,學府在處分上嚴厲可以說得過去,而相信學生在決定如斯行動時亦有相當覺悟;但學府只處理學生在事件上的行為,而沒有就學生的訴求和引發事件的理由一併交代,則沒有尊重學生的動機,亦沒有正直地釐清學府是否能夠做到學府應有的、給予空間在不同的言論上的重要學術角色。不論有意無意,也均是學府有欠得體、有欠學人的品格。


處分的細節上,我們當然大有空間討論,但更值得了解的,是甚麼使學府不能直白表達對言論自由的支持。言論自由於學術的重要性,建於自由的思考只有在無限制的表達上才能全面無礙地整理整合,成為有系統的理論。那學府到底把甚麼放在學生的自由思考之上?


其中很大的考慮,是獲取資源。現今大學的發展,不論在拓展學科以至學術研究的資源,很大部分來自政府資助或商業的贊助。如果此等「金主」有特定的政治取態,並以學校的政治取態作為是否投以贊助的考慮因素,那麼大學在資金運作的考慮上變得畏首畏尾實屬正常。


但這樣的資金運轉體制,應從根本改革。作為學府,其政治之中立應為優先考慮,以保全各方政治立場在校的言論自由,保全學府的品格。與其被動的讓投資人以資金影響校方的學術運作,學府應監管資金流入的多源性,以及避免資金壟斷的情況。學府不是生意,其責任在學術拓展與薪火相傳,縱然資源爭奪是實況,但保有學校的自主權與自由尤其重要。相信在此「重中之重」的議題下,學府責無旁貸,實在有責任處理行政與資金上的漏洞以保障自身的學術自由。


在「聖保羅召警驅中六生在校拍紀念照事件」之中,卻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學園問題。事件中,一班中六生在最後的上課天在校拍攝紀念,校方得悉後出面干涉,不格外允許拍攝行為,更於學生在校門拍照時召警處理。


表面上看,學生在上課期間在校走動兼且到處拍照,校規大概都不容。惟此行為在不同學校都會出現,而學生大多亦只是出於對校園及學生朋友的情誼與感情而希望留下珍貴的紀念。校方的行為,是偏執的規則執行,沒有考慮在情上學生對校園的情感。



一位朋友評論說:「這件事,就像一對情人十分喜歡Hello Kitty,在婚宴上用了作主題;怎料Sanrio 告他們侵權一樣。喜歡得真切才一生人一次都用上了,卻被Hello Kitty 告?愛校才留影,卻被學校趕?怎會不心淡?」


這種思想梗塞的決定,又是如何建立的?筆者認為此決定的因由是複雜的。但顯然易見的,是校方選擇了視學生為必須服從的下部;否則校方應會從學生的出發點思考,而非從校規的遵從為思考起點。


這種梗直思考模式,其實在不同機構亦十分常見;兩字言之,就是「官僚」。學府中「官僚的構成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但以下幾個就當下教育制度氛圍的觀察,值得我們反思及再仔細討論。


一、投訴文化的趨勢


在新一代的學童教育中,怪獸家長的出現是一項較明顯的趨勢。所謂「怪獸」,簡言便是妄顧別人、偏私爭取自己兒女利益的家長。由於一切只從自己學童有否得到益處出發,很多時老師成為了眾矢之的。試想校內一部分家長對校內運作有著「怪獸」的思考模式,校園的教學和行政運作將會被扭曲。


當中最危險的,是當家長沒有顧及整體學生利益、只照看自己兒女的狀況時出現的過敏行為甚至投訴。這類訴求和投訴,約長期出現,容易使校方的運作方針變得偏重於避免收到投訴,亦容易令老師們在這種「行動不一致便是偏袒不公」的眼光下變得行為僵化、緊遵規範。結局是老師難以因材施教,僵硬循例則漠視了教學中與學生的情與關係。那種慢慢地轉變得像服務提供者與客人的關係、那上向下的執法及遵法者的關係,與師生應有的友好關係大相逕庭。


二、新媒體


新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的傳播上,固然為學習和溝通帶來了方便,但亦為處理校務和不同的突發事件帶來了莫大的挑戰。消息與傳聞不再由校方主導,相反,很多時由學生、家長引爆;這種快速及互動的傳訊形式明顯大部分學院仍然未有適應,在過往不少校園事件中,前言不對後語、衝動發言、隱瞞與不透明的錯誤決定常有之。可畏的是,這種部分校方的錯誤,形成了社會、網民的印象,使校方處理公關事件處於極差位置。要做到正面的傳遞,相信所有校方均需接受透明公開、儘早給予事情始末給適時為實際失誤道歉的傳訊模式,「官僚」的慢拍與不清不楚的公式答案在現今的新媒體中,只會對校造成更大傷害。


三、教師壓力與工作量


處事方法上的刻板,其實亦反映教師在崗位上的工作量與壓力。在今天的校園,老師的工作已遠遠超於教學及校務;就上述的轉變,老師今天既是公關、也是心理輔導社工,既要網紅般於不同群組疏導,亦要像內務與政策組般應付不斷轉變的教育政策和不停擴張的課內課外要求。這樣的繁重職責,其實在消磨老師可以放在學生上的精力與時間。


最重要的是,在難以投放足夠時間與專注時,考慮效率和穩健的想法,成為了既合理又充滿危險性的心態。因為,依循規章處事永遠是最簡潔方便的做法;但依循規章也是最不人性化、程序優於手段的做法。一不留神,稍有忘卻師生教育的初衷,校方十分容易忽視了從學生的角度著想的人性化環節。


就此種種,單從兩件事件思考,我們不難看到教育制度與其機構運作之下所容易產生的扭曲與僵化。若然我們沒有就教育的中心- 灌輸智識及為學生進入社會作準備- 去調整和檢討我們的教育政策和制度,教育很容易成為資產、政治、商業營運及官僚僵化下的犧牲品。


或者,我們可以反過來說,這樣官僚與商業營運至上的辦學模式,正正可以讓學生早些體會香港這個社會的負面運作。可悲否?



凌峰



相片節錄自香港01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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